年春，苏北大地，百废待兴。
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领导着边区人民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生产和建设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准备着另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迎候中共中央机关南迁，从红色圣地延安，迁往淮阴（现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还有一说是迁往淮安，就是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张治中回忆录》中曾提及。
年12月，二次解放后，淮阴城区与淮安城区曾有过短暂的合并，为两淮市，市府驻地清江浦。
苏皖边区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创建的唯一民主联合政府，于年11月1日在淮阴成立。
边区政府下辖8个行政区，73个县市（其中江苏50个县市、安徽20个县、河南3个县），人口万，面积10.5万平方公里。
南迁事宜最终没有实现，成为历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
小小的插曲意义却是非凡的，它承载了我党对组成联合政府的真实渴望，反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独裁、假联合”的真实嘴脸。
这个插曲，要从酝酿建立联合政府说起。
年7月的一天，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悄悄地降落在延安。这架飞机，承载着美国政府对战后世界格局的企盼。
随着战争的进程，美国人发现，国民党军队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战果并不见好；而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
还有一点，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提供情报支撑和对美飞行员的援救。
因此，与中共接触并了解他们，是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选择。
随机而来的是美军观察组，他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
《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
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
中外记者们终于有机会从生活角度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来到黄土地美军观察组意外地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到达延安。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战争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的任务，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
傲然而来的赫尔利带着一份《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与共产党人商谈，这位有着浓浓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的美国将军把中国的问题想象得十分简单。
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并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
赫尔利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赫尔利还提出一个貌似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
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
赫尔利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
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得到如此答复，赫尔利十分乐观。
不过，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共产党人领袖毛泽东尽管姿态很低，但并不盲目乐观，一再提醒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并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
赫尔利以其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实在无法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当毛泽东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时，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
美国政府做出如此主动接近的姿态，总统特使和美军观察组有着如此表态，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但在这种时候，的确会有些期望，期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
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很有分量的。
而且，毛泽东曾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
天真的赫尔利将军，带着美国式的天真继续去往重庆。
对于美国人的立场和天真，共产党人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过，共产党人没有想到的是，首先让自己陷入困境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年初春，雅尔塔会议，这是一次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
那时的战场态势，“纳粹德国崩溃在即，反法西斯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形势却让人颇感艰难。
希望苏联出兵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最终，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至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但是签字国里，并没有中国。
世界强权政治，再一次用血淋淋的现实诠释了，什么叫弱国无外交。
中国一直被蒙在鼓里，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政府只是将表面上的决议通知了国民政府，对具体内容是避而不谈。
雅尔塔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七大召开了。
会上确定了政治方针，是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
……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报告明确表述了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公开发行，仅在重庆就印发了三万册。
号称国民党“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仔细阅读了小册子，然后只有两个字：内战。
他明白，共产党的政治攻势蕴含着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年8月14日，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承认《雅尔塔协定》内容的《中苏友好联盟条约》，以换取“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的承诺。
大势既定，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和舆论制高点，就在中苏盟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
8月14日至23日，类似内容的电报发了三次。
去，还是不去？党的领导人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去？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
不去？挑动内战帽子很快就可以扣到共产党人的头上。
集中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共产党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政治智慧也成熟了许多，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和资本。
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
……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尽管胸有成竹，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年8月28日，重庆新闻界的朋友们还在议论，就是毛泽东会不会冒险来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正反两方，各执一词，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
没想到，议论正酣，毛泽东已经率团飞到重庆了！
赫尔利、蒋介石、毛泽东
这是时隔19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首次见面。
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广州，年6月1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那时他刚刚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蒋介石则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
现在，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蒋介石，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
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
毛泽东，从实践中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在生死存亡之际，接过了党中央的重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历了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万里长征的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共和国的创建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正在谱写着一部属于人民的英雄史诗。
他的身后，“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
……
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一行。
蒋介石边走边说：“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炉灶了。”
毛泽东幽默地回答：“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炉灶干什么？”
……
43天的谈判，漫长而艰难。
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
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
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这边，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
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
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
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
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
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
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
毛泽东很淡然，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第二天，赫尔利空手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蒋介石焦躁不安，没过多久，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
……
谈判期间，中共一再让步，表现出谋求和平的诚意和愿望。国民党则是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中共就范。
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多月内，国民党当局调集了37个军73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于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企图控制整个华北，分割、压缩各解放区，并打开它进军东北的通道。
美军也在悄悄地帮助它的扶植对象，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
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
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在关键时刻结结实实地帮了共产党人一把。
不一样的是，美军帮助共产党运送的可不是普通兵力，他们是：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
未来的三位元帅、二位大将……，还有未授军衔的军政高层……，全是高级将领……
原来，就在参加中共七大而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和美军飞行员商量，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
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战略投送，在战争最需要的时候，美国人帮助共产党的将领们快速来到了前线。
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
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
行前，朱德对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杨得志说：
“中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
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
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的。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战场的形势决定谈判桌上的形势。蒋介石自恃武力强大，曾蛮横地说：“要和，就照我所列诸条件和，不然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9月10日，让阎锡山极为心痛的上党战役开始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一个月的时间，从9万多锐减为不到6万，被灭了3.5万。
……
不再张牙舞爪的蒋介石回到了谈判桌上。
年10月10日，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
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这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后，中国大地进入了混乱而微妙的时期。
蒋介石“剿共”的政策始终没变，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议，制订出向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
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他知道，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不过，共产党人还是高估了蒋介石，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共产党人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
……
年11月，美国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马歇尔的老家，电话铃响了，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
10天前，总统刚刚承诺：“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现在，总统食言了……
中国的局面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
另一方面，被二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美、苏、英等国，谁也不想这么快又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尽管美国人的本意，是想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以达成政治协商。但重兵在握的国民党，看起来并没有意愿放弃内战，而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也没有那么容易屈服。
美国军方和国务院激烈地争吵起来。
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
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
最后大家一致把目光转向马歇尔，美国前任陆军参谋长，二战功勋，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五星上将。
这位被杜鲁门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也是后来的“冷战”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北约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美国内阁一致认为：只有他，才能够代表美国的身份和地位，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并能同时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
另外，他不会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
还有一点，年夏到年冬，他曾在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任职，期间学习了汉语。
甚至是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
……
马歇尔的到来，给国民党带来巨大的压力，时为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的陈立夫对蒋介石说：
“国共问题，据我推测，调解之机会极少，马歇尔将军英雄人物，为世所称，此番出任调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下场？其咎若诿之我方，我又将何以自处？”
年12月21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
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一个中共政权的意图。
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共产党人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年3月4日，毛泽东在简陋的窑洞会议室宴请马歇尔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
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正面抵抗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
重庆谈判期间，会见民社党领袖时，毛泽东曾说：
“张君励先生赠给我一封公开信，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
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我异日拜唔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之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
……
在马歇尔的强力推动下，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从1月10日至31日，召开了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以“改组政府、和平建国”为“中枢神经”的五项“政协协议”。
前景比较美好，看起来和平在望。
年1月2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
其实，早在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谈到过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问题：
“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对政协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
其中提出了“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新观点。于是，“搬家”问题提上了日程。
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说：华中(苏皖边区)我们应保留，如改组了政府，党中央可以迁到那儿去。那儿离国都南京近一些。
同一天，中共中央电告时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的陈毅，要求“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3月4日，毛泽东在与第三次到延安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交谈时也曾提过迁址的事情。张治中回忆：
我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3月中旬，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他的想法。梁漱溟回忆：
“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为淮阴城），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
（因为南迁没有最终成行，这里关于淮阴和淮安，有点小小的争议，实属正常，在当时的党中央心目中，相距16公里的两淮，其实是一体的。
回顾下当时的军政地布局，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是淮阴，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所在地是淮安，华中分局领导苏皖边区。
二次解放后，淮阴城区与淮安城区曾有过短暂的合并，为两淮市，市府驻地清江浦。现在又合为一体了，只是名字不再叫两淮，叫淮安。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和经济发展原因，两淮现在的状况的确有些困扰，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纷纷扰扰，都将成为一段历程。）
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
绵延两千余年的京杭运河，与横亘东西的千里淮河，在这里相拥而聚。五方辐辏，九省通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淮安水利枢纽，位于京杭大运河、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等交汇处
淮安，始于秦末汉初，不过那时还没出现淮安这个名字，境内曾设置淮阴侯、射阳侯、东阳侯、盱眙侯等侯国，并出现韩信、陈婴、枚乘等一批杰出人物。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南北分裂，淮河成为群雄和南北政权之间天然的分界线，淮安的军事地位凸显，被南方政权视为都城的北门。
南齐永明七年（年），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户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
隋唐时期，淮安开始走向辉煌。
隋文帝开皇元年（年），即设总管镇楚州（位淮安市淮安区）。
唐开元中，定天下州府为“四辅、六雄、十望、十紧”，“四辅”为京城四面之州郡，其余的雄州、望州、紧州的遴选都以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作依据，楚州被列入十大紧州之一。
隋炀帝开通京（长安）杭运河，运河在淮安入淮，使淮安成为漕运要津，“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
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惟一机构——总督漕运部院
唐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时为淮河入海口的楚州港尤显重要。无论是到东南亚等地的南线，还是到东北亚的北线，都要在楚州中转。
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其中还记述了朝廷在楚州设有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和接待官员，并记载了新罗人在楚州的活动、唐室对新罗人的管理及楚州的风土人情等。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作诗篇9首描述淮安。
其中一首《赠楚州郭使君》给淮安印上了经典名片：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
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
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
当家美事堆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
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也有《淮阴行五首》：
“簇簇淮阴市，竹楼缘岸上”
“烟波与春草，千里同一色”
盛世唐诗，道尽了两淮的盛况和淮河两岸的水乡风光。
后续宋元明清等朝，淮安以“运河之都”的身份（与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并曾享有“壮丽东南第一州”之誉。
辅佐永乐大帝朱棣成功登基的道衍和尚，也就是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在游览了淮安万柳池（今勺湖）后留下了一首《淮安览古》：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屏列江山随地转，练铺淮水际天浮。
城头鼓劲惊乌鹊，坝口帆开起白鸥，
胯下英雄今不见，淡烟斜日使人愁。
……
期间淮安也曾受到战乱和海运兴起的影响，但始终属于富饶之地、鱼米之乡。
“自江南稻花飘香，到京师霜叶秋红，千里运河舟楫相接，漕船首尾相连”。
到了近代，她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故乡。
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淮阴、淮安先后解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边区。
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先后在淮安、淮阴成立，两淮遂成为苏皖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两淮大地，百废待兴，广大的劳动人民心里很明白，兴淮先治水。
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斗，昔日被日本侵略者、伪军和土顽所破坏的主要河道水系，得到初步治理，基本恢复，并增强了抗洪、排涝能力，为农业增产奠定了基础。
古运河、洪泽湖、六塘河、盐河，恢复了通航；以清江浦为中心的公路交通，也进行了修复和扩建。
并肩雄踞淮河下游、运河两岸的淮安、淮阴，商业振兴、市场繁荣，文教事业空前发展。
两淮不仅成为了华中地区最早呈现蓬勃生机、商旅云涌的两大都市，而且成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
古运河夜色
这里不仅兴建了各种行业公司、航运公司，也兴办了各类大专院校十几所，共有大学和中专学生数万名。
新闻出版事业也纷纷崛起，报刊林立，媒体众多，文艺社团亦随之陆续组建起来。
一时间，这里被誉为华中地区民主建设的楷模，自然成为党中央南迁的最佳基地。
接到党中央要南迁的消息后，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系列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
苏皖边区政府派专人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为中共中央机关选择驻地；华中分局迅速将他们的一些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环境优美而僻静的蒋公馆（清末名儒蒋清翊所筑）、丁家花园（黄桥大地主，清朝末年“百万富翁”丁大春所建）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居住。
这一切，在当时对老百姓来说是暂时保密的，但在各党派主要官员的心中都很清楚。
时任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李一氓回忆：
“其实从共产党来讲，是真正愿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内，也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外。
因为在淮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
当时我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我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面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时任华中分局秘书处长的欧阳惠林回忆，时任华中分局秘书长吴仲超曾向自己介绍说：
“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驻淮阴、淮安来。
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
蒋介石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警惕，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
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
当年追随蒋介石、参加伪国大的民主社会党头目、政协联络秘书蒋匀田，在他所著《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一书中，讲到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从红都延安南迁淮阴”时，也这样写道：
“从这一点说，也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对于组成联合政府之渴望，盼同民盟联成对国民党制衡的力量，以消除一党专政，而趋向民主，亦确属实情。”
淮阴、淮安地处苏北平原，共产党人如果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显然是不会选择两淮作为新的中央驻地的。
大量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为了谋求和平、参加政府，准备同国民党进行长期合作而作出这一决定的。
在马歇尔以“调处”特使身份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
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
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
然而，正当中共准备满怀信心地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积极筹划参加国民政府，南迁中央驻地之时，国民党却于年3月上中旬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大加破坏。
蒋介石在会上明确要求“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最后，全会作出了5点修改决议，公开推翻了政协宪草协议。
接着，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否定政协会议的性质，进而公开否定了整个政协协议的合法性。
虚伪的外衣已经撕破，蒋介石恢复了穷兵黩武的本态。
年5月3日，国民党军方派美制飞机多次到华中局驻地淮安上空盘旋、侦察；5月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清江机场。
与此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不断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已经还都南京的蒋介石更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明确要求中共撤出苏北。
而另一边，共产党人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尤其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
年2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
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的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二十四万之多。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
所谓王牌军、整编师，皆是由此而来。
更有甚者，国民党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名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
“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后来的历史是：半年后，苏北大地，在国民党几大王牌整编师的围攻下沦陷，再次成为敌后游击区。
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从此，共产党人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